手迹：毛泽东致欧阳山信

1942年4月9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的欧阳山回了一封信：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草明是欧阳山的妻子，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此前，欧阳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党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来指导文艺工作。这一想法恰恰与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文艺工作的思考相契合。于是，毛泽东便给欧阳山回信，想与其面谈。在这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到了党中央即将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而这次文艺座谈会，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诗歌等多种形式，创作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表现了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热情现状，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热情。

但同时，由于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在如何将文艺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持有工农兵头脑简单、艺术要脱离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等错误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品仍存在一定市场。更令人担忧的是，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现象也开始在根据地滋生。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1942年4月，毛泽东先后约见了艾青、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20多人，系统了解了延安文艺界的现状，为构思中国革命文艺的前进方向与发展道路作了认真的调研。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座谈会，让文艺工作者自由辩论，各抒己见，最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楼召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简要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对自己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说自己当学生时认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农比较脏。后来和工农在一起革命了，才发现自己当年大大的错误。毛泽东对自己的深刻剖析，彻底消除了与会代表的顾虑。萧军性格刚直而狂放，首先起身发言。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发言的最后，萧军提出了作家应不受组织指挥，保持独立、自由的观点。胡乔木随即对萧军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文艺需要党组织，现在要解决的是“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天色已晚。凯丰建议休会。毛泽东意识到开幕会已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同意休会，建议在16日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5月16日，座谈会进行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艾青在发言中主要谈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文艺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吴奚如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主张：搞文学应该有个立场，现在革命文学的这个立场就是一切有利于抗日。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一向主张文艺普及化。他排演的平民戏《小放牛》多次巡回演出，百姓十分喜爱，每当演出完毕，还主动送鸡蛋给演员。他在发言中又以此事为例，论证自己的观点，显得十分自豪。欧阳山尊和吴亮平的发言观点比较一致。两人深刻检讨了来延安后自身小资产阶级感情没有改造完全的现状，表示应进一步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艾青的观点。丁玲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当时，她的《三八节有感》正遭到批判，这让丁玲对“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一半一半”的问题把握不准。丁玲的这个问题在文艺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当时并没有予以系统回答。会议整整开了一天，毛泽东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作着记录。

5月23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得知毛泽东要在这次会议上作结论，到会人数比前两次都多，约有120人。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朱德在发言中一改往日沉稳持重之风格，批评了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看不起工农兵的错误观点，并说自己就是因为看到共产党能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建议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的作品。照完相后，天色渐暗，会场移到中央办公厅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搭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搭建出一个简易会场。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并充分吸收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形成的。毛泽东在结论中首先谈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批评了文艺界一定程度存在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那么，应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呢？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

毛泽东还谈了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

毛泽东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去服务”两个问题，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一扫延安文艺界的不良风气。

会议结束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此为指导，开始深入基层，接触群众，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斗争实践中创作出了诸如《白毛女》《逼上梁山》《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繁荣和发展了延安文艺事业，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事业，推动中国文艺运动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资料来源：《印记——档案中的百年党史》，曾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